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宦官专权、卖官之事史不绝书,唐文宗时,地方节度使也被宦官买卖
更新日期:2019-08-11 18:56:48 点击数:91 来源:网络整理 【打印】【关闭
  
 

 宦官势大,卖官之事史不绝书,至文宗时,不时能看到宦官出卖地方节度:“自大历已来,节制之除拜,多出禁军中尉。凡命一帅,必广输重赂。禁军将校当为帅者,自无家财,必取资于人,得镇之后,则膏血疲民以偿之。”

大和元年(827)四月,忠武节度使王沛薨,“物议以陈许军四征有功,必自择帅,或以禁军之将得之”。宰相裴度与韦处厚商议以高瑀代之,“事未闻,陈许表至,果请瑀为帅,乃授检校左散骑常侍、许州刺史、忠武军节度使”。结果“缙绅相庆曰:‘韦公作相,债帅鲜矣’”事实上,“鲜矣”不过是夸大之辞。

大和二年,刘贲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,对策曰:“陛下亲近贵幸,分曹建署,补除卒吏,召致宾客,因其货贿,假以声势,大者统藩方,小者为守牧,居上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,居下无忠诚之节而有奸欺之罪。故人之于上也,畏之如豺狼,恶之如仇敌。”极言卖官之害。

文宗既对宦官深恶痛绝,计划剪除宦官,终因谋划不周而失败。“甘露事变”后,宦官反扑,南衙由此让位于北司,朝廷百官成为内廷的附庸,宦官权势达于极盛,对政事控制愈严,故卖官之事更是常有。大和八年,韩佽任桂管观察使,“会春服使至,乡有豪猾厚进贿使者,求为县令,使者请佽,佽许之。既去,召乡豪责以桡法,笞其背,以令部中,自是豪右畏戢”。虽买官事未成功,但说明宦官的权力已经渗透至基层,地方豪右能通过到地方办事的宦官求到州县官职。

开成元年(836)冬,华州刺史卢钧为岭南节度使,这次任命未受宦官干预,时任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的李石言于上曰:“卢钧除岭南,朝士皆相贺。以为岭南富饶之地,近岁皆厚赂北司而得之;今北司不挠朝权,陛下亦宜有以褒之。庶几内外奉法,此致理之本也。”文宗认同此论,可见宦官卖官之盛。

所谓“开成以来,神策将吏迁官,多不闻奏,直牒中书令覆奏施行,迁改殆无虚日”,宦官把持朝政,迁官之事自然由其定夺。仇士良作为左神策军中尉更是无所顾忌:“先是有萧洪者,诈称太后弟,因仇士良保任,许之厚赂。及洪累授方镇,纳赂不满士良之志,士良怒,遣人上书论洪非太后之亲,又以萧本者为太后弟。”简直是玩弄皇帝于股掌之上。银州刺史刘源,“广以财贿交通”,擢授夏州节度使,“时人知其赃,仗倚权幸,有司不敢举劾,终不寘于极法”,对卖官几乎完全放任不管。

朝臣中,参与剪除宦官之计的京兆少尹罗立言、宰相王涯在此方面亦有不端之举。罗立言大和中为司农少卿,主太仓出纳时,曾“以货厚赂郑注,李训亦重之”。由于罗立言得到郑注、李训的信任,后来举大事时被用为京兆少尹,掌控一部分军力。而王涯“博学好古,能为文,以辞艺登科,践扬清峻,而贪权固宠,不远邪佞之流,以至赤族。涯家书数万卷,侔于秘府。前代法书名画,人所保惜者,以厚货致之;不受货者,即以官爵致之”。王涯贪图财物权位,实不堪大任。

文宗时吏部接连发生两起伪造官文书的卖官案。大和二年(828),吏部令史李賨等六人伪造告身,“调官六十五员,赃千六百万以上”,被吏部员外郎杨虞卿揭发,杨虞卿的亲吏和私奴也参与其中,分别受贿二百万和三十万。第二年,御史中丞宇文鼎纠劾出吏部张璹、刘建、胡伯忠“造伪出身文书,卖官并造伪印行用等”。两案中卖官人皆被处以极刑。

进奉得官之事在文宗朝仍不间断。盐铁转运使王播,“大和元年五月,自淮南入觐,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、绫绢二十万匹。六月,拜尚书左仆射、同平章事,领使如故”,再次得到相位。